遵义的卢警官来北京办案了。
这个案子涉及到一向循规蹈矩、办事认真的徐先生，他这辈子几乎还没有与警察打过交道。

一、事情由来

从头说起。
徐先生从事“赴美上市”辅导工作，协助民营企业，走向纳斯达克。一听，就高大上。
2022年12月21日，他们与“贵州务川某科技有限公司”冉某签订了《合作上市协议》。对于企业来说，如同遵义会议，胜利的航程已经开启，向着资本市场迈进！
企业上市，主要工作是开展股权融资，企业有了钱，才能做强做大，达到标准后，可采取SPAC模式，特快上市。
最初，双方合作比较愉快，徐先生团队夜以继日协助冉某公司策划、编排、修改、完善ＢＰ（商业计划书）。
一年来，冉某一直拖欠徐先生单位上市辅导费。他时不时地发微信说：你们这么帮我，我有钱进账，第一时间支付。
金额也不大，徐先生几乎没有催过他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在徐先生团队的全力配合下，超３倍完成天使轮融资任务，总额可达2200万元。其中，ＸＸ大厦刘总投资1500万元。
成功了、进钱了，皆大欢喜。
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冉某拿到董女士的投资款300万元后，突然宣布“不上市了”，对于其他人投资的近2000万元，他都不要了，单方撕毁所有《投资合同》、《上市协议》。
2023年7月19日，冉某在《解除协议通知》中表述，过去“已经支付给的40万元意向金，无需退还”；其它的欠款与应付款65万元，不付；应给的期权股票，免谈。
徐先生分析后得出结论：冉某之所以突然宣布“不合作了”，是因为，徐先生为他所做的基础工作已经全部完成，他该学的，也已经学到家了。如果继续合作，就要给徐先生团队兑现待遇，包括股权。
突然毁约，双方总要坐下来聊聊吧。
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冉某多次恶狠狠地说：“如果要钱，就法庭上见。”说翻脸就翻脸，这让徐先生难以接受——欠钱的反倒成了狠角色。
总得找个地方说说理吧。无奈，徐先生单位将冉某公司告到了北京市朝阳区法院。朝阳法院已经立案（2023京0105民初77419号）。择日开庭。

二、警察来了

3月21日。突然有自称遵义务川县的警察卢某给徐先生打电话，说是徐先生“涉嫌合同诈骗”。他们已经到了北京，叫徐先生配合调查。
徐先生心里五味杂陈，他对记者说：遵义，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圣地啊！我一直想去看看。谁知道，结缘，竟然是这种形式。
事发突然。
徐先生称自己出差在外。让律师主动给卢警官打了电话，可以去面见警察并提供材料。遭到卢警官的断然拒绝。
警察不见律师，也不收资料。
几天里，卢警官反复来电话，狂轰滥炸，应该、必须、一定要徐先生本人去见面，配合笔录。
徐先生纳闷：办案看的是证据材料，本人不方便见面，先由律师带去全套材料。而且，徐先生一再说明，都是已经盖章签字的文件，先相互沟通一下，又有什么坏处呢？难道是怕律师提供了证据、辨明了是非，从而违背了警方预先划好的道道儿吗？——徐先生百思不得其解。
过了几天，卢某警官给徐先生发来一段短信，让徐先生回答3方面的问题。但是，始终不给收件的宾馆地址，要徐先生本人送达。总之必须见面。
徐先生一看，这些所谓的问题，是与冉某此前在北京报案的理由是一样的。也许是因为理由不充分，北京警方没有立案。为了吓唬住徐先生，冉某将这些材料发给了徐先生单位。无稽之谈，徐先生没有搭理。

三、错误立案

得知徐先生单位已经起诉，冉某倒打一耙，以“签约公司不存在”为由，说是“合同诈骗”，告到了他老家——遵义市务川县公安局。目的，不但不支付欠款65万元，还要徐先生退回上市辅导费40万元，并体验铁窗生活。
冉某这一招，够狠的。匪夷所思的是，这是明显的经济纠纷，遵义务川县办案警察居然不认真看合同，就能以“被合同诈骗”刑事立案。真是天高皇帝远。徐先生认为太离谱。
现在，警察给出了问题清单，徐先生也就能有针对性地提供资料了。
报案时冉某谎称：徐先生签约的公司不存在。
记者认真查阅了协议以及相关文件。
1.徐先生提供的签约主体“新时代财富控股”是合法注册、目前存续的公司。在合作前，冉某完全认可徐先生采用这家公司签约，双方才签订了《合作上市协议》。
2.合同还约定：乙方（徐先生这一方）的职责，可由“海口美兰管理中心”共同承担。
3.合同还约定：“双方签约代表，负有连带责任。”
徐先生说，即使冉某不提供“新时代”公司“不存在”的证据，公安局也不调查公司的真伪，那么，我们“海口公司”、“签约代表”这两方面都是执行合同的主体，并没有逃避合同约定的责任，又怎能说是“被合同诈骗”呢？
白纸黑字，立案时不认真看合同，就可以认定“被合同诈骗”而立案，不可思议。这确实让徐先生费解。
在与卢警官通话中，徐先生打比方说：一家公司招聘员工，新聘员工既提供了《护照》，也提供了《居民身份证》并签订了《入职合同》。公司长期拖欠员工工资。公司进钱了，该补发工资、兑现提成了。老板突然说员工入职时提供的《护照》不知真假，但认可《居民身份证》是真的，于是以合同诈骗报警，要动用警察抓人。警察对《居民身份证》视而不见，也不去核实《护照》的真伪，仍然认为老板“被合同诈骗”而立案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徐先生说：我推定警察立案时没有看合同。他让记者看了合同的最后部分：出现争议，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法院诉讼。而且，冉某欠钱不给，还口口声声地说“法院见”、“法院见”。现在可以在法院见了，并没有违背冉某的意愿。
徐先生还认为：如果法院庭审时发现如同你冉某说的系“合同诈骗”，法院也可移送北京公安。现在，遵义务川公安不问青红皂白，与冉某串通一气，简单粗暴地把经济纠纷上升到刑事犯罪，这是徐先生最不服气的。
徐先生明确指出：警察的行为，是违反了公安部《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、违法抓人、为一方追款讨债通知》精神。问题是，警察彻底搞拧了，是冉某欠我们的钱不给。
（二）冉某报案谎称，徐先生单位只给他们做了2次路演。实际最少做了7次。徐先生提供的证据里都有每次路演的时间地点、参加人员，而且，参会者80%是徐先生他们邀请来的专家、学者、投资人、金融界大咖。记者在“百度”里收到的新闻就有：冉某公司成功融资1500万元。徐先生说，其中这一笔，就超额２倍完成了融资任务。新闻报道里都叙述有徐先生单位所做工作的内容，以及，签订《投资协议》的新闻照片徐先生都在其中。
（三）根据徐先生提供的情况，董女士给冉某公司投资300万元的资金已经到位，记者查到，工商也已变更股权。
（四）徐先生说，冉某报假案，还有一条理由，他说我们单位没有做什么工作。事实是，我们为冉某公司上市融资的辅导工作所形成的文字材料，足有数万字。作为《成功案例》，徐先生装订成了一本厚厚的书籍。记者估摸着足有两公分厚，封面上写着：宏观微观，事无巨细；为XX公司辅导上市，落款是新时代财富控股（NEF.BVI）。
徐先生一直搞不清楚警方的办案程序。他说，正常的做法，在冉某报案时，一定要知会、提醒冉某：如果“虚假报案”涉嫌“诬告陷害罪”和“敲诈勒索罪”，如果造成严重后果，可能要判你三年五年、十年八年。如果我们警察支持你冉某报假案，动用公权力立错了案，也会吃不了兜着走。问题很简单，只要遵义警察严肃地提请冉某注意利害关系，他就不敢造次。如果没有警示，就是失职。
从目前发生的情况看，徐先生敢断定，遵义务川的办案警察，自己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合同，更没有尽到责任。从造成的后果来看，应该是支持冉某报假案的，说不定还给予了冉某在法律知识、手段使用，等等方面的点拨。

四、错上加错

徐先生强烈要求在北京的卢警官提供所住宾馆的地址，律师要提交全部证据。但他始终不愿意告诉地址，拒绝接受证据资料，不同意面见律师。徐先生很疑惑：他们倒是对我“这个人”的到位，特别重视，一直要求“见面笔录”。他们强调的是所谓“办案程序”。
徐先生建议先视频问询，他可以展示《身份证》。但是，卢警官只是要求“见面”、“见面”、“见面”，必须见面！这种不正常的举措，让徐先生越发担忧，更不敢去面见警察了。
僵持不下。直到第3天（3月23日中午），卢警官才发来了宾馆地址，他目的是要徐先生去见面，而不是收资料。
徐先生律师当即给他们快递了相关证据。
此前，警察用短信形式提出了3个方面的问题。而律师在提供的证据中，就涉及了７个方面的问题，特别是提供了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立案的文件号，以及缴费收据。这些证据足以推翻警方的立案理由。
为了指出他们办案的荒谬，徐先生对卢某警官打比方说：有一对夫妇，没有生孩子，当然就没有孩子的《出生证》。夫妻俩去给一个“不存在”的孩子办理户口，民政部门当然不能给办。提请你卢警官想想：我们的公司如果“不存在”，朝阳法院能给我们立案吗？为了进一步指出他们办案的荒谬，徐先生又给卢警官打比方说：冉某如果检举我杀死了一个人，你们也立案了。当你们发现这个“死者”安然无恙，你们是不是应该首先认定立错案了？是不是应该办理“撤案”手续？你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走“杀人案”的办案程序，没完没了地要我这个不是杀人犯的人做笔录呢？为什么不走冉某涉嫌“诬告陷害”的办案程序？
徐先生感到很可悲，因为卢警官不认可他的这些观点，仍然强调，必须来做笔录。每次都是不等徐先生说完，就立刻挂断了电话。
卢警官每次打电话来已经讲不出最基本的道理了，只是一再表示：你一定要来做笔录，否则我们回去没有办法向领导交代，领导是要批评我们的。甚至说，没有你的笔录，我们出差的路费都要自己掏。
这让徐先生心里及不舒服，他感觉，在卢警官的脑子里，只有领导、没有民众，唯上，不唯下；唯官，不唯民；唯情，不唯实，无视受害人的冤屈，更没有“道理”、“法律”可言。明明知道情况变了，原来的认定错了，导致的计划也错了，那也要按照领导错误的既定方向走下去。
徐先生痛心地说：如果不管对错，眼睛只向上看，唯领导是从，领导的话都是圣旨，那么，我党的宗旨呢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呢？
恐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
警察到北京的第六天，单位给徐先生打电话，说有一帮贵州的警察来找你了。问：来了几个？回答：“多着呢，一共有6-7个吧，好像还有派出所的警察、保安。他们在会议室，找单位人员谈话呢，警察还让我们写材料。”
有祸躲不过。这让徐先生震怒。警察来了！给我们外交公寓、给我们这层楼、给我们单位、给我个人，会造成什么影响？大家又会怎么议论？
——
“这个小区，犯罪率比较高，很危险；”
“这层楼，，一帮一帮警察，经常来；”
“这个单位，诈骗团伙，特恐怖；”
“这个人，警察老来找他，不能合作。”
我徐先生几天不去上班，突然警察来了，单位人又怎么想？
即使，搞错了，没事了，大家也可能会说：“花了很多钱，才摆平的”
徐先生很自信：“我在本单位工作16年，大家都对我有一个基本评判：为人谦让随和，办事合理合规，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，因此，大家对我敬重有加。说我摊上刑事案件，鬼都不信。换个别人，可能跳进黄河洗不清。”
徐先生给卢警官发了很多短信，一直强调：你们要实事求是，有错必纠。可是卢警官根本不听这些，只是反复说：没有你的笔录，回去不好交代，领导会批评的。徐先生说，可以反过来想想，如果把我带到遵义，做成铁案，领导就会表彰你了吧？
3月29日，警察没有了动静，徐先生感到很不正常，于是主动给卢警官打去电话，问是不是还要见面做笔录？卢警官说刚刚回到了贵州（他们在北京十天左右），叫徐先生马上到贵州做笔录。徐先生进一步问，你们回去汇报领导后，认为立案错了吗？卢某大喊：你必须到贵州来！说话态度极为嚣张。听录音，非常恐怖，而且，三次挂断了徐先生的电话。

五、深度思考

徐先生坚持认为，遵义务川警方不管是立案，还是办案，连最基本的“道理”都讲不通，更不符合逻辑。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不能服人的歪理邪说、违法违规的执法过程，不得不让徐先生心生怀疑，这一切不正常的举措，可能就是他们共同分赃的手段。
徐先生始终强调，冉某完完全全是报的假案，这一点，遵义务川公安的相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。而警察继续要我“做笔录”，我完全可以这样推理：警方的原计划是要把我带到遵义务川的，现在发现情况不妙，出入太大，我又迟迟不配合、不露面，警方只能坚持错误，必须带人，必须做成铁案。如果警方认为这是我徐先生的多虑，那么请问：漏洞百出，你们怎么立的案？如果错误立案不是故意的，而是因为受到了冉某得欺骗，工作疏忽，存有瑕疵，那么，你卢警官是来北京收集证据的，就要努力搞清事实真相，你为什么始终对我们主动递交材料，非常反感？迟迟不提供宾馆地址？为什么对律师见面，一再推脱，而是强烈要求我本人“到位”？当你卢警官收到了我们那么多的证据资料，难道还没有发现立案存在问题吗？如果你发现了问题，为什么不及时向领导汇报？如果你卢警官向领导汇报了，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与纠错观点，提请领导调整思路、改变计划，那么，领导是怎么表态的？是让你一错到底，仍然叫我必须“到位”吗？
你卢警官满脑子都是“领导的安排”、“要向领导好交代”，再请问，虚假已经暴露，事实已经澄清，你领导私下里向你布置什么任务了？准备对我采取什么措施？我迟迟不到位，你们领导心里是不是麻爪儿了，只能一错到底，按照原定计划，必须立刻把我带到位，才能做成铁案？
这一连串的为什么，确实切中要害。徐先生说，我只能这样推断问题的症结与可能发生的后果。
徐先生叹息道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：
这些办案警察，根本就不看协议里我们与冉某公司的合作项目是什么内容。我们作为SPAC上市“壳”公司的投资与发起者，已经事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立有上市“壳”公司。冉某企业在我们的辅导下，只要符合了最基本的条件，按照合同约定，2024年双方就可合并，在纳斯达克主板上市。这样，可给务川县增加一个美国上市公司，引进巨款投资，带来就业机会与标杆效应。对于遵义来说，这等好事，你们警方为什么不劝导冉某继续执行合同，为遵义地区的招商引资、经济发展作出贡献？
徐先生非常感慨：“我不认为贫困山里的人，思想僵化，特别是警察；也不认为边远地区的人，唯命是从，特别是警察。我更不认为公安人员专业能力不足、办案水平低下、思想意识落后、工作粗制滥造。我完全有理由推测，从一开始就有警察、特别是某个领导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利用公权力在精心策划，为不法之徒张目，陷害无故良民，破坏营商环境，存在有损害公信力、损害政府形象的渎职行为，并且，使得务川县失去了一家美国纳斯达克主板上市公司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感受到，公权力的滥用，振振有词的走程序，有多么可怕！目前，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，很大程度上是执法人员思想出了问题，立场出了问题，执法出了问题，没有能够代表党、代表人民把握好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公检法是党和政府最重要的基本队伍，关乎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是社会公平、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作为本地的最高领导，是怎么教育、管理、指挥公检法队伍的？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案子，出现那么多大问题，绝对不是个例！从这件在你们地方领导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上，我完全可以这样推测：你们地区、你们县里，存在有滥用公权力，为坏人账目的现象。你们是不是熟视无睹？你们的“近卫兵”在你们眼皮子底下，无视法理，如此张狂，居然敢搞到北京人头上，可想而知，你们本地的平头百姓，如果碰到类似所谓的案件，会是什么结局？让他们怎么相信党、依靠党？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利，即使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也得在道理上说得通、面子上过得去吧。如果不维护社会的基本公平，又怎么能推动经济发展？老百姓又怎么能过上不担惊受怕的日子？维护司法公正的意义，你们比谁都清楚，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？”
徐先生继续说：“这些天，我一直在寻思一个问题，遵义的党在哪里?党委书记在干什么？我1974年参军，1976年入党，在部队工作15年，我一向循规蹈矩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按道理，警察叫，我必到!我情感深处又一直向往着遵义，无奈，我一把年纪，见得太多、听得太多。阅历告诉我，这次不同寻常，不能顺应。我就怕这次到了遵义，是去坐牢的，晚节不保。”徐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。
徐先生说：“我也没有闲着，向公安部进行了实名投诉。我希望高层领导能够过问此事，如果发现有利益（包括预期）方面的输送、损害公信力的渎职，定要抓住典型，严肃处理，教育队伍，维护法律的尊严，维护遵义的美好形象。对此，我充满信心，静观其变。”

六、悲情结局

5月7日，徐先生接到了务川县公安局李某茂政委的电话。李政委认真地告诉徐先生：这些天，省公安厅、市公安局派出督查组进驻到县公安局，就这一案子进行深入调查，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已撤案；对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黄某华、警察卢某等4人，进行了处分；并就此案，在县公安局内部开展为期3个月的教育整顿。
对于撤案，徐先生并没有表现得兴奋，反倒是一脸的严肃，他凝视窗外：“我要尽快到遵义去看看，如果能够荣幸地受到相关领导的接见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聊聊。聊什么呢? ”徐先生想了想，庄重地说：“我要对遵义的领导讲，你们自身、你们管理的公检法人员，要时常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如何不辱使命、公正执法；如何营造“风清气正”的生态环境，让百姓能有安全感、幸福感、认同感；如何为贵州、为遵义、为务川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；如何珍爱遵义这块神圣的丰碑，并为她增光添彩。”